2026年上半年，在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地缘冲突外溢风险增多的背景下，我国GDP实现同比增长4.7%，其中外贸表现亮眼。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上半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长0.8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长0.9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出口延续高速增长态势，上半年同比增速达20.1%；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更是在全球AI热潮下成为“抢手货”，进出口额达到5.13万亿元，增长56.6%，成为支撑出口增长的新动能。
如何看待我国外贸在国际经贸摩擦加剧背景下的表现？中东地缘冲突的爆发如何影响全球经贸形势？下半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稳出口？围绕上述问题，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
赵忠秀认为，今年上半年我国贸易的亮眼表现是对去年国际贸易异常情况的一种修正，凸显出我国在外部复杂形势下工业基础好、韧性足、创新强的三重竞争优势。
他预计，进入三季度，我国外贸有望保持韧性，但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升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背景下，我国外贸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不可小觑。
出口优势由成本和规模转向技术、产业链与品牌
《21世纪》：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3.4%。如何看待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数据？
赵忠秀：首先，上半年外贸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出口动能进一步向机电、高技术和自主品牌产品集中。从产品结构看，外贸增长的“含新量”“含智量”和品牌含量继续提高。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的增速均明显高于出口整体增速，表明我国出口竞争优势正在由成本和规模优势，更多转向技术集成、完整产业链、快速迭代和品牌服务优势。
有一组数据尤其亮眼——上半年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这说明，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扩张正在形成新的外需，我国完备的电子信息制造体系和供应链配套能力能够较快将技术需求转化为贸易增量。
其次，市场多元化布局已由单纯开拓新兴市场，逐步转向构建以自贸协定、跨境通道、中间品贸易和产业链协作为支撑的区域化网络。上半年，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占外贸比重提高至46.5%。自贸协定在关税减让、原产地累积、贸易便利化和规则衔接方面的作用持续释放，有助于企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并在传统市场波动时形成替代空间。不过，多元化并不意味着传统市场的重要性下降。欧盟、美国等市场仍是高附加值产品、消费品和品牌出口的重要目的地，稳住传统市场与拓展新兴市场需要同步推进。
《21世纪》：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你认为哪些积极因素在发挥稳外贸的作用？
赵忠秀：上半年外贸数据令人振奋，同时也需认识到，这也是对去年国际贸易异常情况的修正。去年第一季度外贸增速只有1.3%，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因素在于前期市场预期美国政府关税政策会落地，于是在2024年四季度提前出现了部分企业“抢出口”的情况。
可以说，2025年的世界贸易整体走势是紊乱的、不正常的。但到2026年，美国所谓“对等关税”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和冲击已经有所减弱，（编者注：据新华社消息）有数据显示，美国当前仅占全球商品进口的13%，较20年前的近20%显著下降。这意味着，世界上还有一个美国之外的、占比约87%的市场，这些经济体的贸易往来是正常运转的。
实际上，美国市场本身的进口需求仍然很大，而目前美国本土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则相当有限。即使在去年美国实施所谓“对等关税”的情况下，其进口规模仍然在增加，贸易逆差仍然在扩大，并没能改变美国的贸易态势，因此美国政府所希望的“制造业回流”也是难以实现的。一方面是用工成本高企，另一方面则是生产效率的问题。以汽车为例，中国的产业配套能力更强，拥有规模化优势，产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也就更有竞争优势。
所以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取得的亮眼成绩，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工业基础好，二是韧性足，三是创新强，新产品不断涌现。首先是传统产业的科技创新，以纺织业为例，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实则不然，很多国产纺织产品的面料技术处于全球前沿，具有核心竞争力。其次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强、创新不断迭代，在出口中占重要比重的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再者是未来产业，比如人工智能，中国在28纳米及以上的成熟制程芯片领域具备全球领先的规模优势，相关芯片广泛应用于智能汽车、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领域。伴随着我国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出口商品结构也在不断迭代，充分彰显了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具备的工业体系完备、供应能力充足且及时的竞争优势。
《21世纪》：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进口增速持续快于出口，有何原因？
赵忠秀：进口增长快于出口，是上半年外贸运行的重要变化。上半年进口增长22.1%，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这表明我国外贸增长正由出口单向支撑转向进出口双向发力。从分项来看，机电产品进口4.41万亿元，增长28%，电子元件进口增长45.6%，折射出国内制造业的旺盛需求，进口高增长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升级。
进口快速增长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能源资源、关键零部件和先进设备进口需求拉动明显，国内产业升级与生产扩张对全球资源要素形成了较强吸纳力；另一方面，进口增长也与电子元件等中间品价格和需求上升有关。但是，除了能源矿产、高端生产设备以及集成电路等中间品进口大幅增长以外，消费品进口增速相对较低，反映国内终端消费需求仍然偏弱。因此，不能简单把进口高增长等同于终端内需全面回升，仍需区分生产性进口、资源性进口和消费品进口的不同动因。
中国新能源技术在新兴市场大有可为
《21世纪》：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加剧，国际油价剧烈波动，物流和供应链秩序被搅乱。这对全球贸易造成哪些短中长期影响？
赵忠秀：此次中东冲突爆发至今已经5个月，其发展进程已经远远超出了白宫原先对于“闪电战”的设想。首先，这场冲突扰乱了全球能源供应格局，短期内对国际石油的供给造成了巨大冲击。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美伊谈判进程的不确定性导致能源价格忽高忽低，每次其中一方释放冲突缓和信号，油价就会立刻下行。
短期内，美国可能希望通过控制住波斯湾的石油运输通道，间接增加其本国石油销售利润，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商业思维。而其对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对中东石油进口依赖程度很高的韩国、日本等国，因石油库存不足一度面临能源断供，这对其经济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但我个人判断，中长期的影响较为有限。从能源贸易角度来说，石油贸易的重要性本身在下降。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一直采取的是多元化的石油进口战略，未雨绸缪地加强石油的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比如推进多元化的国际能源运输方式，不依赖单一石油进口国，将进口规模控制在可控水平，等等。这也凸显了中国能源战略的前瞻性。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开数据，我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口的石油占总进口量的比例约为33%，约占全国总消费量的22%。还有一部分来自俄罗斯、印尼、非洲和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石油，以及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天然气等。这是中国能源供应安全的基础。
同时，中国也在加快能源转型，一方面是向绿色转型，比如风电、光伏、核能等等，另一方面是存量化石能源的再利用，比如清洁煤的利用。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煤炭利用技术，这使得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及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这背后是中国制造稳固的根基，用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基础。
《21世纪》：今年的数据也反映了我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布局——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你如何看待这个趋势？
赵忠秀：一方面，中国能源转型加速，新能源产能大幅提高、技术水平大幅提升。中国的储能技术实现突破以后，能源利用率也将大幅提升，可以把电力转换成算力出海。另一方面，中国新能源领域技术进步所形成的技术服务输出能力，正在快速提升。全球有非常多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地区，包括中东以及非洲。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长期缺电，但它有非常优质的风电发展条件，这是中国新能源技术可以大展拳脚的地方。中国新能源技术出海，可以帮助非洲解决电力短缺问题，不仅能够改善当地民生，同时也能够助推非洲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所以对于中国新能源产品和技术而言，世界市场足够大，尤其是未开发、待开发的新兴市场，其产业增长空间巨大。
以“中国+N”的全球产能布局应对外部风险扰动
《21世纪》：你对下半年的外贸有何预期？有哪些风险和挑战需要特别关注？
赵忠秀：进入三季度，我国外贸有望保持韧性，但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升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与国内终端消费不足等背景下，我国外贸面临的不确定性挑战不可小觑。
首先是外贸的结构性分化。当前外贸增长的主要动力是AI等高新技术产业，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动能有所不足。从出口端看，家电、家具、日用品、纺织服装、玩具、普通电子消费品等品类面临激烈市场竞争，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而算力硬件、新能源汽车、锂电池、风电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撑起大部分出口增量，需密切关注、提前应对未来全球AI资本开支与绿色投资周期可能出现的调整。
其次是地缘政治冲突可能持续扰动国际物流与供应链，这也是下半年我国外贸重大外部不确定性来源。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隐患仍存，进一步导致全球油气运输通道稳定性不足，原油、工业金属价格震荡上行，直接推高制造业原材料成本。此外，红海航线绕行常态化，海运运价、战争保险费用持续攀升，物流成本上涨压力可能向全产业链传导。
第三是贸易保护主义制度化蔓延趋势需要警惕并做好应对。2026年以来全球各类贸易限制措施数量大幅增长，关税壁垒、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合规壁垒同步加码，贸易保护从临时措施转向长期制度性安排，需要特别关注其对我国优势出口产业的影响。
《21世纪》：下半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抵御各类外部风险挑战，实现稳外贸？
赵忠秀：关键在于，既要稳定优势产品、重点市场和经营主体，也要针对贸易保护主义、地缘冲突和国内需求不足提前部署，推动稳规模、优结构、促平衡、强韧性协同发力。
首先，需巩固高技术制造和优势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围绕人工智能硬件、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储能、电力设备、船舶和高端机械等重点领域，加强出口信用保险、研发设计、国际认证、知识产权和海外售后服务支持，推动企业由单一产品出口向技术、标准、品牌和系统解决方案输出升级。
其次，以多元化布局增强外贸韧性。深耕东南亚、中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从基础设施联通推向产业链深度协同。审慎引导企业构建“中国+N”的全球产能布局，支持企业按照市场条件稳妥布局海外组装、生产和服务网络，既不因外部风险挑战自乱阵脚，也不因短期成本优势而忽视供应链安全的战略价值。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多元化物流通道建设应与市场战略同步推进，降低对单一通道和单一节点的过度依赖。
第三，健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风险的全链条机制。密切跟踪美欧贸易政策动向，建立重点产业链预警机制。此外，针对能源价格、海运通道、汇率和客户信用波动，扩大出口信保承保覆盖面，丰富汇率避险和供应链金融工具。
第四，以扩大内需带动优质进口和贸易平衡发展。把扩大消费品和服务进口同提振国内消费更紧密结合。适应居民品质化、多样化消费需求，扩大医疗健康、养老服务、文化旅游、优质食品和特色消费品进口，发挥进博会和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作用。通过稳就业、增收入、改善消费预期和扩大服务消费增强终端需求。
第五，加大对民营企业和中小外贸企业的精准支持。除了关注进出口增速，也需关注企业利润、回款、就业和订单可持续性，增强经营主体获得感。进一步加大信贷、信保、融资担保和跨境结算支持，扩大中小企业保单融资和汇率避险服务覆盖面。建设面向中小企业的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国别市场、标准认证、法律合规、知识产权、数字营销、海外仓和客户信用等服务，降低企业开拓新市场的固定成本；以数字化、绿色化赋能中小外贸企业，降低参与国际分工的技术门槛，让广大中小外贸企业也能分享高水平开放的时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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